[完结]今年的桂花，真香全
虐心《今年的桂花，真香》是作者星界行星吞噬者进行精心细腻的描绘一篇佳作，情节起伏跌宕，令人遐想。主要内容简介：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方悬停了很久。屏幕的光映在眼镜片上，有些晃眼。儿子昨天刚教我用这个购物网站，他说：“妈，现在什么都能在网上买，你试试。”他握着我的手，带着我的食指在鼠标上点了又点，像教小孩子写字那样耐心...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方悬停了很久。
屏幕的光映在眼镜片上，有些晃眼。
儿子昨天刚教我用这个购物网站，他说：“妈，现在什么都能在网上买，你试试。”
他握着我的手，带着我的食指在鼠标上点了又点，像教小孩子写字那样耐心。
我七十八岁了，学什么都慢。
终于，我的食指落了下去，在“评价”那个小方框里点了一下。
光标开始闪烁，一闪一闪的，像在催我。
可我要写什么呢
我要写的就是那么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大半辈子的话。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桂花糕，以前的时候吃不起，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血糖高，大夫不让吃了。”
打完这行字，我的手停在键盘上，微微发颤。
不是老来的帕金森，是别的东西在颤。
窗外，十月的南京城，桂花正开到最盛的时候。
我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那香味就顺着缝钻进来，浓得化不开，甜得发腻。
我深吸了一口气。
桂花的香，和六十多年前一样，一点没变。
1.1957年的秋天，也是这么香。
那时候我十八岁，在大华棉纺厂当挡车工。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四十分钟的路去上班。
经过秦淮河边的老巷子，总能闻到那股子桂花香——是从“徐记糕团店”飘出来的。
每天清晨，徐老板就开始蒸桂花糕，那香气能飘半条街。
可是我只能闻闻。
那时候粮票精贵，我们一家五口，一个月只有一百四十斤的定量。
桂花糕是细粮做的，还要桂花、白糖，那是奢侈品。
我每个月工资二十四块五毛，要给家里十五块，自己留九块五毛。
这九块五毛要管一个月的伙食、日用品，有时还要买点头绳、肥皂。
一块桂花糕，要两毛钱，还得要糕点票。
我有一次算过：如果我一天少吃二两饭，省下四两粮票，再攒上八天的伙食费，就能买一块。
但我不敢。
少吃二两饭，下午挡车的时候眼前就会发黑。
我们车间里有个姑娘，就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机器旁，差点把手指绞进去。
所以每天清晨，我都是深吸几口那香气，就当吃过了。
直到国庆节前那个礼拜。
厂里通知，为了庆祝国庆，每人发二两桂花糕，算是福利。
车间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姑娘们叽叽喳喳讨论着要怎么吃。
小梅说她要把桂花糕泡在开水里，化成一碗甜汤，慢慢喝。
秀珍说她舍不得一次吃完，要切成八小块，每天吃一小块。
我没说话。
我心里想的是我娘。
我娘肺不好，咳嗽了大半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医生说她需要营养，可家里哪来的营养
我想把这两块桂花糕全带回去给她。
她是苏州人，年轻时最爱吃桂花糕，嫁到南京后，就很少吃到了。
发糕点的日子是九月二十八号，星期六。
下班铃一响，所有人都往食堂跑——福利在那儿发。
我排在队伍里，手心有些出汗。
轮到我时，食堂的张师傅用油纸包好两块桂花糕，递到我手里。
那油纸温温的，透着点热气。
我没敢打开看，赶紧放进带来的饭盒里，盖上盖子。
可饭盒盖不严实。
回宿舍的路上，那香味一阵一阵地从缝隙里飘出来。
我走得很慢，一只手紧紧按着饭盒盖子，好像怕那香味跑了似的。
其实不是怕香味跑，是怕自己忍不住。
我的胃在叫，我知道。
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喝了一碗稀粥，吃了半个窝头。
走到厂区那排桂花树下时，我终于停住了。
四下无人。
我偷偷打开饭盒盖子。
两块桂花糕安静地躺在里面，淡***，撒着干桂花，边角处有些碎了，露出里面白色的米糕。
我凑近了闻，那香气直往鼻子里钻，甜丝丝的，带着桂花特有的清冽。
我伸出手指，想抠一点点碎屑尝尝。
就一点点。
我的指尖刚碰到糕体——“李桂香
”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我吓得差点把饭盒扔出去，猛地转身，饭盒盖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站在我面前的是王建国，机械厂的学徒工。
我认得他，是因为上个月车间有台机器坏了，他来修过。
他个子高，干活时很认真，不怎么说话。
“对、对不起。”
他显然也吓了一跳，赶紧弯腰帮我捡起饭盒盖子。
我的脸烧得厉害，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抓了个正着。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建国把盖子递给我，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饭盒里的桂花糕。
他的喉结动了动，然后迅速移开视线。
“你也领了福利啊。”
他说，声音有些干。
“嗯。”
我低头盖上饭盒，手指还在抖。
一阵沉默。
桂花簌簌地往下落，落在他的肩头，我的头发上。
“那个……”王建国突然开口，“我听说，你娘病了
”我惊讶地抬头看他。
他怎么知道
“我、我听你们车间的小梅说的。”
他解释道，耳根有点红，“她说你娘肺不好，你省下钱给娘买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点点头。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王建国做了一件我完全没想到的事——他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塞到我手里。
“这个给你。”
他说完转身就走。
“哎，等等！”我追上两步。
他已经走出几米远，回头摆了摆手：“我不爱吃甜的！”我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油纸包。
打开，里面是两块桂花糕，和他自己领的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他那两块很完整，边角都没有碎。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娘吃了我带回去的四块桂花糕，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吃了一小块，剩下的非要分给我们兄妹三人。
我们推来推去，最后一人吃了一小口。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桂花糕的味道——甜，但不腻；软，但不粘牙；桂花的香气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喉咙深处。
而王建国给我的那两块，我一直没舍得吃。
我用干净的布包好，藏在枕头底下。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拿出来闻一闻。
那香味慢慢变淡了，但还在。
就像王建国那句“我不爱吃甜的”，明明知道是谎话，却让我的心暖了很久。
三天后，我在厂区又遇见他。
这次是我主动走过去的。
我把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饭盒递给他——就是装桂花糕的那个饭盒。
“谢谢你。”
我说，声音很小。
王建国接过饭盒，摇摇头：“不用谢。”
我们并肩走了一段，很慢。
秋风吹过，桂花落了我们一身。
“等以后日子好了，”王建国突然说，“我买一整盒桂花糕给你吃。”
“一整盒是多少
”我问。
他想了想：“十块……不，二十块！让你一次吃个够！”我笑了。
他也笑了。
那是1957年的秋天，我十八岁，他二十一岁。
我们都相信，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以后”要等很久很久；也不知道，有些承诺，说的人会记一辈子。
2.“奶奶，您对着电脑发什么呆呢
”孙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
我慌忙抬手抹了抹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眼角湿了。
“没、没什么。”
我摘下老花镜，“你怎么来了
”“我妈让我给您送这个。”
孙子王睿拎着一个精致的纸盒走过来，放在桌上，“新出的无糖桂花糕，说是木糖醇做的，您可以尝尝。”
我看了看那盒子，包装很漂亮，烫金的字，还有水墨画。
打开，里面整齐地排着十二块小糕点，每一块都独立包装，干干净净。
“现在的糕点，做得真讲究。”
我说。
王睿拉过椅子在我旁边坐下，探头看我的电脑屏幕：“您在写评价
我看看……‘桂花糕，以前吃不起，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血糖高，大夫不让吃了。
’”他念完，沉默了几秒。
“奶奶，”他轻声说，“您又想爷爷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
窗外的桂花树是王建国去世那年种的，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
每年秋天，它都开得特别旺，好像要把所有香气都释放出来。
“您知道吗，”王睿说，“我小时候最盼两件事：一是过年，二是桂花开的季节。
因为只有这两个时候，爷爷才会破例让您吃一点点桂花糕。”
我点点头，笑了：“你记得倒清楚。”
“当然记得。
每年桂花开了，爷爷就去买一小块回来，用刀切下薄薄一片给您，剩下的全分给我们小孩。
您那一小片，要吃好久，含在嘴里慢慢化。”
是啊，慢慢化。
就像那些年月，慢慢地过，慢慢地苦，也慢慢地甜。
3.1976年的秋天，我已经是王建国的妻子十年了。
我们有一儿一女：小明八岁，小红五岁。
我们住在机械厂分配的一间半筒子楼里，十六平方米。
房间里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挤得满满当当。
厨房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三家共用。
日子依然紧巴巴的，但比五十年代好了一些。
至少，顿顿能吃饱了。
只是细粮还是少，肉更少。
一个月每人半斤肉票，我通常攒着，等孩子们生日或者过节时一起用。
那年小明生日是十月八号，正好桂花还开着。
前一夜，我和王建国躺在床上商量。
“明天小明生日，我想给他买块桂花糕。”
我说。
王建国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多少钱
”“一毛五一两，一块大概二两，三毛钱。
还要糕点票。”
我们都不说话了。
三毛钱，可以买一斤青菜，或者半斤豆腐。
糕点票更难弄，每个月只有半斤，通常要留着过年过节用。
“买吧。”
王建国最后说，“孩子八岁了，还没吃过一整块桂花糕。”
第二天，王建国天不亮就起床去排队。
那时候买紧俏商品都要排队，糕点更是如此。
我起来做早饭时，他已经走了。
等到上午九点，他还没回来。
小明已经问了好几遍：“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快了快了。”
我说着，心里也着急。
十点钟，王建国终于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四块桂花糕。
“怎么四块
”我惊讶地问。
“今天店里每人限购两块，我排了两次队。”
王建国说。
他的头发被秋风吹得乱糟糟的，手冻得通红。
他排了多久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没问。
四块桂花糕摆在桌上，孩子们眼睛都直了。
“这是给小明过生日的，”我说，“我们一人一块。”
“不，”王建国按住我的手，“你跟孩子们吃，我不爱吃甜的。”
又是这句话。
二十年了，他还是用同一句谎话。
最后我们分了又分：小明一块，小红一块，我和王建国分一块，剩下一块留着明天吃。
实际上，分给我们俩的那一块，王建国只吃了一小角，剩下的全推给了我。
“你吃，”他说，“你小时候也没吃过。”
我含着那口桂花糕，突然想哭。
不是因为它甜，是因为它背后的东西——王建国凌晨四点起床去排队，在冷风里站了几个小时，就为了这几块糕点。
而他自己，只舍得吃那么一小角。
小明吃得特别慢，小口小口地咬，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很久。
“爸，妈，”他突然说，“等我长大赚钱了，要给你们买一屋子桂花糕！堆得满满的，让你们天天吃！”王建国笑了，摸摸他的头：“好，爸等着。”
小红也赶紧说：“我也买！我买两屋子！”我们都笑了。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从窗户照进来，正好照在那几块桂花糕上，金黄金黄的。
桂花的香气从窗外飘进来，和糕点上的香气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的一个生日。
虽然我们分食的只是一块桂花糕，但我们分享的，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希望。
我们相信孩子们会有更好的未来，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相信“一屋子桂花糕”的承诺，总有一天会实现。
4.“奶奶，您尝尝这个无糖的，就尝一小口。”
王睿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他已经拆开一块糕点，用小碟子装着，递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块糕点。
它很精致，比记忆中的桂花糕小巧，颜色也更淡雅。
我拿起旁边的小叉子，切下很小的一块，放进嘴里。
木糖醇的甜，和白糖不一样。
它甜得有些刻意，有些单薄。
桂花的香气倒是很浓，但那是香精的味道，不是真正的桂花香。
米糕很细腻，细腻得没有一丝颗粒感。
“怎么样
”王睿期待地看着我。
“挺好的。”
我说，但其实心里想的是：不是那个味道。
不是1957年王建国塞给我的那个味道，不是1976年我们全家分食的那个味道。
那些味道里，有粮票的珍贵，有排队的辛苦，有分享的温暖，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无法复制的东西。
“您要是不喜欢，我下次换一家买。”
王睿说。
“不用，”我摇摇头，“这个就很好。
奶奶现在，能吃上一口就不错了。”
是真的。
我有糖尿病十年了，空腹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
去年还查出来高血压、高血脂。
大夫下了死命令：甜食绝对不能碰，糕点更是一口都不能吃。
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讽刺：年轻时什么都想吃，但什么都没有；老了什么都有了，但什么都不能吃。
王睿陪我说了会儿话，接了个电话就要走。
临走前，他又叮嘱我：“奶奶，您要是想买什么就在网上买，不会的就给我打电话。
对了，您那个评价还没提交呢。”
他指了指电脑屏幕。
我这才想起来，那个写了半句的评价还开在那里。
光标还在闪，一闪一闪的，等着我继续。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我说。
王睿走后，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我重新戴上老花镜，看着那句话：“桂花糕，以前的时候吃不起，吃得起的时候牙不行了，血糖高，大夫不让吃了。”
我想了想，把光标移到这句话后面。
然后继续写：“但是还是要谢谢店家。
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在南京的秋天，有个人排了很久的队，买回几块桂花糕。
那时候我们很穷，但分着吃一块糕点时，觉得全世界都是甜的。”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是楼下邻居的孙子孙女在玩。
他们跑来跑去，踩着满地的桂花，笑声清脆得如同风铃。
我想起我的孙子孙女，想起他们小时候，王建国还在的时候。
每到桂花开的季节，他就会抱着他们在树下转悠，教他们认：“这是金桂，这是银桂，这是丹桂……”孩子们咯咯地笑，伸手去够枝头的花。
那些日子，好像就在昨天。
可王建国已经走了十三年了。
他走的时候也是秋天，桂花正香。
他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但眼睛还清亮。
医生说他的血糖太高，并发症严重，绝对不能吃甜食。
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偷偷对我说：“桂香，我想再吃一口桂花糕，就一口。”
我哭了，说不行，医生不让。
他握着我的手，很轻很轻地说：“我这辈子，最甜的……还是57年……你饭盒里那块……”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还是给他弄了一小块，用木糖醇自己做的。
我喂到他嘴边，他舔了一下，然后笑了，像个孩子。
三天后，他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嘴角好像还带着那点甜。
我删掉了刚才写的那些字。
重新开始写：“桂花糕，是年轻时的一个梦，是中年时的一份盼，是老了后的一缕香。
谢谢店家，让我又闻到了1957年秋天的味道。
虽然不能吃，但闻着，就足够了。”
写完，我看了很久，然后移动鼠标，点击“提交”。
屏幕上弹出一个提示：评价成功。
我关掉网页，关掉电脑。
房间里暗了下来，只有窗外的天光，和满屋的桂花香。
我慢慢起身，走到窗前。
楼下的桂花树下，孩子们还在玩耍。
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捡起地上的桂花，捧在手里，给她奶奶看。
奶奶笑着摸摸她的头，说了些什么。
我看着，看着，突然觉得眼眶又热了。
王建国，你看到了吗
现在的孩子们，不用排队就能吃到桂花糕；现在的桂花糕，有无糖的，有低糖的，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现在的日子，真的像我们当年希望的那样，好起来了。
只是，你不在了。
只是，我能吃了，却不能吃了。
但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我们熬过了最苦的岁月，等到了最甜的时代。
虽然我们不能一起品尝这份甜，但至少，我们曾经分享过那份苦。
而在那份苦里开出的花，比任何甜都要珍贵。
窗外的桂花，还在静静地落。
一层又一层，像是时光的碎片，又像是未说完的话语。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那香气充满整个胸腔。
然后轻声说，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也对着记忆里的那个人：“今年的桂花，开得真好。”
5.1976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才刚进十月，秦淮河边的梧桐就开始掉叶子了。
风一起，黄叶打着旋儿往地上落，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地响。
我家那栋筒子楼门口有棵老槐树，叶子落得更凶，每天清晨我都要扫上好一阵子。
但我不讨厌秋天。
秋天有桂花。
我们这栋三层筒子楼住了十二户人家，家家门口都堆着杂物——煤球炉子、旧木箱、晾衣架。
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煤烟味、白菜味、偶尔谁家炖肉的香味。
但到了十月，这些味道都会被桂花香盖过去。
楼前楼后种了五六棵桂花树，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谁种的。
每年这个时候，整栋楼都泡在甜丝丝的空气里。
傍晚孩子们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树下，仰着头看那些小米粒似的黄花。
胆子大的男孩会爬上去摇树枝，桂花就像雨一样落下来，落在女孩们的头发上、衣领里。
小明八岁了，正是猫嫌狗厌的年纪。
他也想爬树，被我拦下了。
“摔下来怎么办
”我说。
“隔壁二毛都爬了。”
他不服气。
“二毛摔断胳膊的时候你没看见
”我戳戳他的额头，“再说了，桂花是大家的，你摇下来，别人还怎么闻香
”小明撇撇嘴，但没再争。
这孩子懂事早，知道家里不容易，很少像别的孩子那样撒泼打滚要东西。
只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他生日。
6.天还没亮透，王建国就起身了。
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身边的床板轻了一下，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
窗户纸刚泛出鱼肚白，秋天的晨光灰蒙蒙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几点了
”我含糊地问。
“四点半。”
王建国压低声音，“你接着睡。”
但我睡不着了。
我听着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从门后取下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
他走到小床边，给踢被子的女儿小红掖了掖被角，又在儿子小明露在外面的胳膊上轻轻摸了摸。
然后他拿起床头柜上的布袋子——那是用我一件旧衬衫改的，已经补过三次了。
“路上小心。”
我说。
“嗯。”
他应了一声，开门出去了。
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去年屋顶漏雨留下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
楼里陆续有了声响：隔壁刘婶的咳嗽声，楼下张师傅起床生炉子的动静，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喇叭声。
1976年，我们结婚十年了。
这十年，日子像一架老旧的织布机，吱吱呀呀地往前织。
织出来的布不漂亮，甚至有些粗糙，但结实，耐磨。
王建国从学徒工成了***技工，工资从十八块涨到了四十二块五。
我也从棉纺厂调到了街道办，虽然钱少一点，但离家近，能照顾孩子。
我们有了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有了一儿一女，有了一个虽然拥挤但属于自己的家。
只是桂花糕，依然是个奢侈品。
7.小红先醒的。
五岁的孩子，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揉着眼睛找妈妈。
她从小床爬到大床上，钻进我被窝，小身子暖烘烘的。
“妈妈，今天哥哥生日。”
她说，眼睛亮晶晶的。
“嗯。”
我摸摸她的头发。
“有蛋糕吗
”我沉默了一下。
蛋糕，那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
去年我们厂***女儿结婚，弄了个奶油蛋糕，全厂的人都跑去看了。
白的奶油，红的喜字，听说要十几块钱，还要特殊的糕点票。
“今天吃桂花糕。”
我说。
小红的眼睛更亮了：“一整块吗
”“嗯，一整块。”
她满足地叹了口气，把脸埋在我怀里。
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妈妈，我过生日也能吃一整块吗
”“能。”
我说，“等你过生日，也给你买。”
其实我心里没底。
一块桂花糕三毛钱，还要糕点票。
这个月为了给小明过生日，我们把攒了三个月的糕点票都用了。
小红生日在四月，那时候桂花还没开，有没有桂花糕卖都不一定。
但这些话不能对孩子说。
小明也醒了。
八岁的男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跳下床，翻找他的书包——其实是一个军用挎包，他舅舅当兵退伍时给的。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妈，你看。”
我打开纸包，里面是五颗水果糖。
糖纸已经皱巴巴的，但糖还完好。
“哪来的
”我问。
“跟同学换的。”
小明说，“我用三张烟盒纸换了五颗糖。
今天生日，我们一人一颗。”
我心里一酸。
三张烟盒纸，是他攒了多久才攒到的
他知道那些印着***、红旗牌的烟盒纸在男孩们中间是硬通货，能换玻璃珠、橡皮筋，甚至小人书的观看权。
可他换成了糖，为了生日。
“好，我们晚上吃。”
我说着，把糖仔细包好，放在枕头底下。
8.王建国回来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
他的脸被秋风吹得通红，头发乱糟糟的，工装外套的肩膀处湿了一片——是晨露还是汗水，分不清。
但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布袋子，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买到了
”我迎上去。
“买到了。”
他说，声音有些哑。
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比1957年那个油纸包好一些，是蜡纸的，上面印着“南京食品厂”五个红字。
油纸包还是温的。
小明和小红已经围了上来，眼睛盯着那个纸包，一眨不眨。
王建国小心翼翼地把纸包放在桌上，一层层打开。
四块桂花糕露了出来。
淡***，方方正正，表面撒着干桂花。
比1957年那些糕点细腻一些，桂花也多了些。
香气散开，整个房间都甜了。
“怎么四块
”我问。
“限购两块。”
王建国搓了搓冻僵的手，“我排了一次，买完又到队尾重新排。
后面的人不乐意，吵了几句，后来看我是给孩子过生日，就让了。”
我想象那个场景：天还没亮，食品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人们跺着脚取暖，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王建国排在队伍里，心里算着时间——他九点要上班，不能迟到。
买完两块后，他看着长长的队伍，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队尾重新排。
后面的人抱怨：“怎么又排
”他说：“孩子今天生日……”有人让了，有人还在嘟囔。
这些他都没说，但我能猜到。
“你几点去排的队
”我问。
“四点五十到的，前面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转向孩子们，“今天小明生日，我们吃桂花糕。”
9.分糕的过程像一场仪式。
我找来最干净的盘子——其实就是一个白瓷盘，边缘有个小豁口，是去年小红不小心摔的。
我把四块桂花糕摆在盘子里，摆在桌子正中央。
阳光从窗户斜***来，照在糕点上，那些干桂花像星星一样闪着光。
“怎么分
”我看着王建国。
他想了想：“小明一块，小红一块，剩下两块……”他停顿了一下，“今天小明生日，多吃半块。
剩下一块半，桂香你吃。”
“不行。”
我摇头，“你早上排了那么久的队……”“我不爱吃甜的。”
他又说那句话。
二十年了，这句谎话说得他自己都信了。
最后我们这样分：小明一块，小红一块，我和王建国分一块。
剩下一块，我说留着明天吃。
其实我知道，明天王建国会找理由不吃，那块最终还是会进孩子们的肚子。
分给我们俩的那块，我拿来小刀，仔细地切成两半。
一半大一些，一半小一些。
我把大的那块推给王建国。
“你吃大的。”
我说。
“你吃。”
他推回来。
推来推去，最后我妥协了——但我只咬了一小口，就说饱了，把剩下的都给了他。
他也只吃了一小口，把剩下的又放回油纸包。
“晚上再吃。”
他说。
我们都知道，晚上也不会吃的。
这块糕点会在油纸包里放上好几天，直到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直到我们再也找不到理由推脱，才会拿出来，分给孩子们。
但此刻，让我们假装会吃吧。
10.小明吃得很慢。
他用手指捏着那块桂花糕，小口小口地咬。
每咬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很久，让甜味和桂花香慢慢散开。
他的眼睛眯着，像一只满足的小猫。
“好吃吗
”我问。
“好吃。”
他用力点头，“比去年那半块好吃。”
去年国庆节，厂里发福利，每人半块桂花糕。
我们家的两块，切成四份，每人一份。
小明的那个朋友二毛，一口气就把半块吃完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小明手里的小半块。
小明分了他一点点，就指甲盖那么大。
“那是因为今年是一整块。”
王建国说，“一整块和半块，味道不一样。”
小红也吃得很珍惜。
但她年纪小，控制不住，一会儿就吃掉了一大半。
看着手里越来越小的糕点，她突然停下来，把剩下的半块递给我。
“妈妈，你吃。”
“妈妈有。”
我指指盘子里我和王建国分的那块。
“你那个小。”
小红执拗地举着手，“我的给你。”
我接过来，掰下很小的一块放进嘴里，剩下的还给她。
“妈妈尝过了，真甜。
小红自己吃。”
她这才安心地继续吃。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细微的咀嚼声。
窗外的桂花香一阵阵飘进来，和糕点里的香气混在一起。
楼下传来邻居的说话声，自行车**，远处工厂的汽笛声。
但这些声音都像隔着一层水，朦朦胧胧的。
这一刻，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
11.吃完糕点，王建国该去上班了。
他穿上外套，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小明。
“生日礼物。”
那是一辆小铁皮车，绿色的，车轮能转。
虽然漆掉了一些，但整体还很完整。
“哪来的
”小明眼睛瞪得老大。
“厂里废料堆捡的。”
王建国说，“我擦干净了，上了点油，轮子能转。”
小明小心翼翼地接过小汽车，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什么宝贝。
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今年唯一的生日礼物。
新玩具要钱，要票，我们家买不起。
“谢谢爸。”
他说，声音有点哽咽。
王建国摸摸他的头，没说什么，出门了。
我收拾桌子，把油纸仔细抚平，叠好——这种蜡纸可以反复用，包东西不会漏油。
糕点屑我也没扔，小心地倒在一张纸上。
这些碎屑可以泡水喝，有甜味，也有桂花香。
小红蹲在地上看哥哥玩小汽车。
小明把车放在水泥地上推来推去，嘴里发出“嘟嘟”的声音。
阳光照进来，照在那个绿色的小铁皮车上，照在孩子们的脸上。
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1957年，王建国在桂花树下对我说：“等以后日子好了，我买一整盒桂花糕给你吃。”
那时候我们以为，“以后”不会太远。
现在十八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分食着一块桂花糕。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们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了一双儿女，有了一个虽然清贫但完整的家。
日子好像真的好了一点。
虽然只是一点点。
12.傍晚，王建国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小网兜。
网兜里有一条鱼，不大，也就巴掌长。
还有一把小葱，几块豆腐。
“哪来的鱼
”我惊讶地问。
“厂里发的。”
王建国说，“国庆节福利，每人一条。”
其实我知道，这鱼可能是他用别的东西换的。
他们机械厂有时会发手套、肥皂这些劳保用品，他可以拿去跟别人换吃的。
但他不说，我也就不问。
晚饭很丰盛：鱼头烧豆腐，鱼身红烧，小葱炒鸡蛋——用了两个鸡蛋，是攒了一个星期的。
还有白菜汤，里面放了几片昨天剩的肉皮。
这就是生日宴了。
我们围坐在小方桌旁，桌上摆着四个菜，中间是那条完整的鱼。
这在平常是不可想象的——通常我们一个月才吃一次鱼，而且都是切成段，分好几顿吃。
“今天小明生日，鱼不切了，整条烧。”
我说，“寓意年年有余。”
小明和小红眼睛都盯着那条鱼，但他们没动筷子，等着大人先夹。
王建国夹起鱼肚子上一块最嫩的肉，放到小明碗里。
又夹起另一块，放到小红碗里。
“吃吧。”
他说。
我们这才开始吃饭。
鱼很鲜，豆腐很嫩，鸡蛋很香。
但最香的，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虽然挤，虽然桌子小得胳膊碰胳膊，但温暖，踏实。
饭后，我拿出小明换来的五颗水果糖。
糖纸是玻璃纸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我小心地剥开一颗，糖是橘***的，闻起来有橘子的香味。
“一人一颗。”
我说。
小明那颗给了小红，小红那颗想给我，我没要。
最后我们四个人，吃了三颗糖。
剩下两颗，我说留着明天吃。
其实我知道，明天孩子们还会推来推去，最后那两颗糖会在抽屉里放很久，直到糖纸和糖粘在一起，直到我们都忘了它们的存在。
13.晚上，孩子们睡着了。
小红的小床挨着大床，她侧躺着，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那是用碎布头做的，眼睛是两颗黑纽扣。
小明睡在靠墙的那张小床上，呼吸均匀，手里还攥着那辆小铁皮车。
我和王建国躺在床上，没睡。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水泥地上，白晃晃的一片。
楼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或者谁家孩子的梦呓。
“今天花了多少钱
”我问。
“糕点六毛，鱼是发的，豆腐和小葱一毛二，鸡蛋算一毛。”
王建国低声说，“总共八毛二。”
八毛二，是他两天的工资。
但我们谁都没说贵。
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小明今天很高兴。”
我说。
“嗯。”
王建国应了一声。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桂香，你说咱们这辈子，能不能等到想吃多少桂花糕就吃多少的时候
”我想了想：“能吧。
孩子们不是说了吗，等他们长大赚钱，要给咱们买一屋子桂花糕。”
王建国笑了，笑声很轻，在寂静的夜里像一声叹息。
“那得等多久啊。”
“等呗。”
我说，“十八年我们都等了，再等十八年，怕什么。”
窗外，桂花的香气又浓了起来。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秦淮河的水汽，也带来更浓郁的甜香。
这香气穿过窗户，穿过蚊帐，一直飘到我们床边。
我忽然想起白天分糕点时，那些掉在桌上的碎屑。
我当时没舍得擦，用手指一点点蘸起来，放进嘴里。
碎屑很小，几乎尝不出味道，但那股桂花香，一直在舌尖萦绕。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大块的甜蜜不常有，但碎屑里的甜，一点一点攒起来，也能甜一辈子。
“睡吧。”
王建国说，“明天还要上班。”
“嗯。”
我闭上眼睛，但没马上睡着。
我在想，等小红生日的时候，我要给她买什么。
也许可以提前攒钱，买一块桂花糕，再买一根红头绳。
或者，我可以学着用碎布给她做一件新衣服。
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梦里，我看到了很多桂花糕，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王建国、我、小明、小红，我们围坐在桂花糕山旁边，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王建国的笑容像年轻时那样明亮。
醒来时，天还没亮。
王建国已经起床了，正在轻手轻脚地穿衣服。
他看见我醒了，做了个“继续睡”的手势。
我看着他穿好衣服，拿起布袋，准备出门——他要去买早饭，馒头或者油条。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桌子。
油纸包还在桌上，里面是那块留着的桂花糕。
他走过去，打开油纸包，掰下很小的一角，放进嘴里。
然后他满足地叹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个仪式。
我假装没看见，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湿了枕头。
不是难过，是别的东西。
是那种知道有人在默默爱你，默默把最好的留给你，却还要假装不在意的感动。
是那种清贫岁月里，一点甜就能照亮很久的感恩。
是1976年的秋天，南京城里，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个普通家庭最真实的幸福。
虽然这幸福很小，小得像桂花糕的碎屑。
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
14.1996年的秋天，南京城在拆与建之间摇摆。
从我家阳台望出去，左前方那片老平房上个月刚被推平，现在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挂着“新世纪商厦”的巨幅广告牌。
右边，秦淮河对岸的老城墙还在，但墙根下开了一溜儿酒吧和咖啡馆，霓虹灯牌在夜里亮得晃眼。
我们这个八十年代初建的家属院，成了这片区域里最旧的建筑。
邻居们陆续搬走了，有的买了商品房，有的子女接去了新城区。
六层的老楼里，有一小半窗户常年黑着。
但我没想过搬。
王建国也没提。
我们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十五年，从筒子楼搬到这里时，小明十四岁，小红十一岁。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房子空了，但我们习惯了。
习惯了墙上的水渍印子，习惯了吱呀作响的木地板，习惯了厨房窗户永远关不严，秋天灌进来的风里总带着桂花香。
只是今年的桂花香，闻起来有些孤单。
九月三十号下午，邮递员在楼下喊：“301，王建国，汇款单！”我正在厨房腌桂花——楼下那棵老桂花树今年开得特别旺，我摘了些，准备做糖桂花。
听到喊声，我擦了擦手，赶紧下楼。
汇款单是小红从深圳寄来的，五百块钱。
附言栏里写着一行小字：“爸妈中秋快乐，买点好吃的。”
我捏着那张绿色的单子，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
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很久了没人修。
从气窗透进来的光，刚好照在“深圳”那两个红字上。
那么远。
小红嫁去深圳五年了。
头两年还回来过春节，后来有了孩子，说春运太挤，孩子受不了，就改成了国庆或者中秋回来。
再后来，她说公司忙，请不到假，就连国庆也不一定回来了。
上一次见她，是去年春天。
她回来出差，只住了两晚。
带了一堆营养品，包装都很精美，全是英文。
我说太贵，她说：“妈，现在不同了，这些东西咱们吃得起。”
咱们。
她说“咱们”，但我感觉，我们好像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
3回到家，王建国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他今年六十了，去年退休的。
退休后订了三份报纸，能从早上看到中午。
但我知道，他其实没怎么看进去——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版，广告版都能背出来了。
“小红寄钱来了。”
我把汇款单放在桌上。
他摘下眼镜，看了看：“这孩子，又寄钱。”
“说是让买点好吃的。”
我在他对面坐下，“中秋快到了。”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戴上眼镜，但没再看报纸，而是看着窗外。
窗外是那棵桂花树，金黄的花簇在秋风里微微颤动。
“小明呢
”他问，“中秋回来吗
”“昨天打电话说，要看生意情况。”
我说，“最近在谈一笔合同，成了就能回来，不成可能还得跑广州。”
王建国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厨房里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我腌桂花的罐子在发酵。
那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某种缓慢的心跳。
十月二号，快递来了。
不是邮局那种绿色邮包，而是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小伙子，抱着一个挺大的纸箱。
“王建国家吗
深圳来的快递。”
我签收了。
纸箱不重，但包装得很讲究，外层是硬纸板，里面还有泡沫塑料。
拆开，是一个铁盒子，深红色，印着烫金的“港式月饼”四个字。
打开铁盒，里面整齐地摆着八个月饼，每个都有独立包装。
莲蓉的、蛋黄的、五仁的、还有我没听说过的“冰皮月饼”。
盒子底层，还有一小盒独立包装的桂花糕，真空的，每块都方方正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