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殇
一铁门上的漆皮在惨白灯光下剥落，像极了林振邦此刻的脸。
他盯着掌心那几道被雪茄烫出的浅疤，喉结滚动着，
喉间还残留着某种液体的灼烧感——不是茅台的醇厚，是铁锈混着胆汁的苦涩。“林局，
该换衣服了。”看守的声音隔着铁栏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这个称呼像针，
猝不及防刺进记忆最软的地方。2008年的醴陵，他穿着簇新的警服站在***台上，
34岁的县级***长，胸前的警号在聚光灯下闪得耀眼。台下掌声雷动时，
他闻到自己身上的古龙水混着淡淡酒香——那天庆功宴上，第一次有人把茅台斟得满溢，
说“林局年轻有为，这酒配您”。那时他还会客套地摆手，说“工作为重”。
第一次让这客套碎成渣，是在株洲那家叫“水云间”的足浴店包间。李老板***手，
把举报信的复印件推到他面前，信封在桌角轻轻鼓着。“林局，您看这……”林振邦没看信，
指尖敲着桌面，目光落在水晶杯里晃悠的茅台。酒液挂杯的弧度很好，
像他刚画完的权力版图。“查清楚是谁举报的吗？”他呷了口酒，舌尖漫过熟悉的甘冽，
“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别影响了正经生意。”李老板的笑立刻堆起来，往他杯里续酒时，
信封悄无声息滑进了他的公文包。那晚他喝了半斤，回家时苏晴正对着镜子试新项链，
钻石在灯光下碎成星子。“哪来的？”他问。“赵老板送的，
说是感谢你帮他侄子办了取保候审。”苏晴转身时，项链的反光晃了他眼，
“他还留了个信封，我放抽屉了。”他没再问。抽屉里的信封越来越厚，
苏晴的美容院账单也越来越长。她开始在电话里用娇嗲的语气说“香港的师傅来了，
新做的项目要六十七万呢”，他只“嗯”一声，听着电话那头美容仪器的嗡鸣，
像听着某种隐秘的赞歌。真正把“赞歌”唱成常态的，是天元公安分局的食堂。
2017年深秋，后勤科长抱着账本进来，脸色发白：“林局，
这148瓶茅台……***那边怕是过不去。”他正用公款买的15年陈酿醒酒，
闻言眼皮都没抬：“分批次入招待费，写成‘办公用品’。”科长欲言又止时，他忽然笑了，
“怕什么？我是***长，还能查我自己不成？”后来纪委谈话，桌上摆着矿泉水，
纪检专员指着账本上的“办公用品”，半开玩笑：“林局这品酒师的名头，在市局都传开了。
”他当时还得意地接话：“不是我吹，茅台的年份，我抿一口就知道。”现在想来，
那时专员眼里的寒意，比铁窗的风还冷。王老板的出现，让他学会了更“高明”的吃法。
2008年看守所项目招标，那人把二十万现金堆在他办公室沙发上，红得刺眼。“林局，
这点心意……”他把钱推回去，指尖在王老板手背上轻轻点了点：“王总，水要细流才长。
”王老板愣了三秒，眼里的惶恐变成了然。从那以后，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
总有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他车的储物格里，不多不少，刚好一万元。二十个月后，
王老板拿着中标通知书来敬酒，两人碰杯时，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写的***，
钢笔尖划破纸页的声音，和此刻冰块撞杯的脆响竟有些像。权力的网，
是在酒桌和信封里慢慢织成的。2010年巡***大队竞聘，他提前三天把张某叫到办公室，
丢过去一份演讲稿：“照着练，别给我丢人。”张某的演讲赢得满堂彩那天，
他在党委会上敲着桌子：“要按能力说话！”散会后，张某塞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
说“谢谢林局栽培”，他捏了捏厚度，塞进了抽屉——那里已经躺着孙志强送来的第八笔钱，
这人两年换了五个岗位，从副教导员一路爬到副科级，每次调动前，
办公室的门总会在深夜被轻轻敲响。***们私下叫他“林批发商”，说“官帽论斤称，
***说了算”。他不是没听见，只是觉得可笑——当他在酒桌上用茅台浇熄良知时，
这些议论不过是蚊蚋的嗡嗡声。直到2019年12月那个凌晨，门被撞开的声音惊醒了他。
苏晴尖叫着去抱那些藏在衣柜夹层的银行卡，母亲的、姐姐的，
每张卡里都躺着见不得光的数字。他看着穿制服的人翻出那本手写的名单，十多页纸，
八十多个名字，像八十多座墓碑，压得他喘不过气。审讯室的灯亮了三天三夜。
他供出了李老板的足浴店，供出了王老板的项目款，
供出了那些被他提拔又被他拖下水的下属。最后一次提审，检察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他忽然想起苏晴最爱的那家美容院，想起她敷着面膜说“这些项目能留住青春”，
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告诉她……别等了。”铁窗里的日子，时间像凝固的猪油。
他学会了数墙上的裂纹，学会了在放风时盯着天空看，看云聚了又散，
像极了酒桌上聚了又散的人群。有次放风，他闻到远处飘来某种酱香，
瞬间红了眼——那不是茅台，是街角小铺卖的散装白酒，十块钱一斤，
却让他想起刚参加工作时，和同事在路边摊分喝一瓶二锅头，那时的风里，没有铜臭，
只有年轻的热气。看守说，他的案子牵连了27个人，其中18个是警察。他没说话，
只是用指甲在墙上划着，划到第三十下时，
终于想起自己当年为什么当警察——邻居家被偷了，老警察牵着警犬追了三条街，
把存折和粮票送回来时，警服上的泥点闪着光。可那道光，早在第一杯茅台下肚时，就灭了。
探视日那天，苏晴没来。律师带来一张纸条，是她潦草的字迹：“东西都被查扣了，
妈和姐也受了牵连。”他捏着纸条，直到纸角被汗浸湿，
忽然明白那些用茅台和***堆起来的日子，不过是场高烧，烧完了，只剩一片灰烬。
窗外的月光透过铁栏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他蜷缩在角落，像个迷路的孩子，
终于在失去一切后，尝到了清醒的滋味。只是这滋味太苦，苦得让他想起第一次喝茅台时，
父亲说的那句话：“好酒要慢慢品，贪杯会伤了根本。”那时他不懂，什么是根本。
现在懂了，却只剩铁窗，和无尽的长夜。二铁窗上的锈迹在雨季里愈发浓重，
像林振邦心里蔓延的悔意。放风时，他总爱盯着墙角那丛杂草看——砖缝里钻出来的，
叶片上还沾着昨夜的雨珠，蔫头耷脑的，却透着股不肯断的韧劲。“林振邦，有人探视。
”看守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他愣住了。苏晴不会来的，母亲和姐姐被牵连后，
早已与他断绝了联系。走进探视室，玻璃对面坐着的竟是天元分局的老政委，头发白了大半，
眼神却依旧锐利，像年轻时在党小组会上批评他“心浮气躁”时一样。
“政委……”他喉结滚动，说不出完整的话。老政委没提案子，只从包里掏出个搪瓷缸，
推到玻璃上：“你嫂子熬的小米粥，说你以前总念叨她的手艺。”缸沿上有个豁口，
是他当年在抓捕行动中撞坏的，后来一直放在单位食堂，谁都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粥的热气隔着玻璃漫过来，带着淡淡的米香。林振邦忽然想起刚当副局长那年，
带队破获连环盗窃案，庆功宴上没喝茅台，老政委就用这个缸子给他盛了粥，
说：“案子破了是喜事，但别飘，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那时他点头应着，
心里却惦记着第二天张老板要送来的那箱15年陈酿。“唐伟判了七年。”老政委忽然开口，
唐伟是当年被他提拔的巡***大队队长，“他在看守所里写了悔过书，
说若不是你把那篇演讲稿丢给他，他或许还能守住底线。”林振邦的指甲掐进掌心。
唐伟曾是警校的优等生，射击、格斗都是第一，当年若按正常程序竞聘，未必不能胜出。
是他，用权力给了捷径，也把人推上了绝路。“还有后勤科的小李，”老政委的声音沉了些，
“他爹是你当年的老所长，得知儿子帮你做假账，当场气得住了院，到现在还不能说话。
”玻璃上的雾气渐渐散去，林振邦看清了自己的脸——两鬓斑白，眼窝深陷，
哪里还有半分当年“年轻有为”的模样？倒像个被岁月榨干了精气的老头。“你知道吗？
”老政委看着他，“你当年抓的那个小偷，后来改邪归正，开了家修车铺，
前阵子暴雨冲毁了路段，他带着徒弟免费帮救援队修了二十多辆警车。”林振邦猛地抬头。
那个小偷，当年他追了三条街才摁住，少年哭得涕泗横流，说只是想给病重的母亲偷点药。
他一时心软，没送进看守所，只让社区***盯着帮教。没想到……“人啊，走错一步不可怕，
怕的是步步都往错了走。”老政委收起搪瓷缸，“你爹当年总跟我念叨，
说你小时候看见警察就追着喊‘要抓坏蛋’，怎么就忘了呢？”探视结束后，
林振邦把自己关在角落，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为铁窗里的日子，
是为那个追着警车跑的孩子，为那个在党旗下宣誓的青年，
为那些被他连累的人——他们本该有各自的人生，却被他用权力和欲望搅成了一团烂泥。
入秋时，他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偏远山区寄来的，画面上是所希望小学，
字迹歪歪扭扭：“林叔叔，谢谢你当年帮我们建学校，老师说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好人。
”他想了半天才记起——那是2012年，有个企业家想捐钱建学校，却卡在审批环节，
找到他时，他没收一分钱，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协调。没想到过了这么久，还有人记得。原来，
他并非从未做过好事。只是后来，那些好事被茅台的酒香熏淡了，被信封的厚度压垮了，
直到只剩下光秃秃的欲望，像这铁窗上的锈，遮住了所有光亮。冬天来临时，
监狱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屏幕上出现的竟是他自己——穿着囚服，对着镜头忏悔，
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该用来谋私利”。台下有人嗤笑，有人低头，
林振邦却看得浑身发抖。他忽然明白，真正的“殇”，不是铁窗锁住的自由，
是亲手毁掉了自己曾珍视的一切。就像那瓶被他一饮而尽的茅台，初尝时甘冽醇厚，
贪杯后才知，烧喉的不是酒，是良知被灼烧的疼。放风时，他又去看那丛杂草。
雪落在叶片上，压得它弯了腰，却没折断。他蹲下身，用冻得发僵的手指轻轻拂去雪粒，
像在呵护什么珍宝。或许，再深的泥潭里，也能长出新的草。只是这草，要在无尽的长夜里，
慢慢等春天。三开春时，监狱的墙缝里钻出几株蒲公英，白色的绒毛球在风里轻轻晃。
林振邦放风时总爱蹲在旁边看，看绒毛被风吹散，像无数个微小的希望，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这天，管教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寄件人写着“唐伟”。拆开信，
字迹比在悔过书上工整了许多：“林局（请允许我最后这么叫一次），
我在这儿学会了修家电，等出去了想开个小店。想起以前你总说‘人要往前看’，
只是那时我们都走偏了方向。昨天见了我妈，她说老家的麦子快熟了，
等我回去帮着收割……”信里没提恨，也没提怨，只字里行间透着股重新站起来的劲儿。
林振邦捏着信纸，指腹抚过“走偏了方向”几个字，忽然想起当年唐伟拿到竞聘演讲稿时，
眼里闪着的光——那光里有对前程的憧憬，却被他掺进了不该有的欲望。
“以前总觉得你是梯子，能帮我爬得更高。”信的末尾写道，“后来才明白，
真正的梯子是自己的脚，踩不稳，再高也会摔下来。”林振邦把信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
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希望小学的明信片，孩子们的笑脸和唐伟的字迹叠在一起，
像两簇微弱却执着的火苗。入夏后，监狱办了个技能培训班，林振邦报了书法班。
握着毛笔的手总抖，写“廉”字时，笔画歪歪扭扭，墨汁在宣纸上晕开，
像他当年模糊的底线。“别急，手腕要稳。”教书法的老教授是退休干部，
犯了过失罪进来的，“写字和做人一样，起笔要正，收笔要净，不能贪多，也不能急躁。
”林振邦跟着练，从“人”字开始写。一撇一捺，简单两笔，却总也写不匀称。
老教授看着他的字笑：“这撇是你的初心，那捺是你的底线，撇捺站稳了，
‘人’字才立得住。”他忽然想起刚穿警服那年，在***值班，一个老太太丢了买菜钱，
蹲在路边哭。他骑着自行车跑了三条街，把抢钱的惯犯追得喘不上气，把钱还给老太太时，
对方塞给他一把炒花生，说“警察同志，你真是好人”。那时的“人”字，写得多稳。
秋分时，苏晴托律师带了句话：“妈和姐的案子结了，没受太大牵连，在老家种着地。
”没说原谅，也没说恨，像一阵风，轻轻吹过，却让林振邦的心安稳了些。
他开始在培训班帮着整理教材，把老教授讲的“写字心得”抄下来，
贴在床头上：“笔锋易偏，人心亦然；纸能吸墨，过则成污。”有次整理旧报纸，
看到一则新闻——当年他协调审批的那所希望小学，出了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记者采访时，孩子说“想当警察，像当年帮我们建学校的那个叔叔一样，保护别人”。
林振邦的手停在报纸上，眼眶热了。原来有些东西，哪怕被欲望的尘埃盖住，
也能在某个角落，悄悄发着光。冬至那天，监狱组织家属见面会。林振邦没抱希望，
却在会场门口看见了姐姐。头发白了不少，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见了他，嘴唇动了动，
没骂也没哭，只递过一个布包。“妈种的红薯干，你小时候爱吃。”姐姐的声音哑得厉害，
“她说……知错了，就还有救。”布包里的红薯干硬邦邦的，带着阳光晒过的焦香。
林振邦咬了一口，硌得牙床生疼，却尝到了久违的甜——是小时候趴在灶台边，
等母亲烤红薯时的味道，那时的日子穷，心却干净得像块透明的玻璃。
“唐伟托我给你带句话。”姐姐忽然说，“他下个月出狱，说等你出去了，若不嫌弃，
去他店里帮忙。”林振邦没说话，只是把红薯干嚼得很碎，像在咀嚼那些被浪费的时光。
放风时，他又去看那丛蒲公英。种子早已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茎，
却在根部冒出了新的绿芽。风过时，茎秆轻轻晃，像在说“别急，慢慢来”。
他开始在宣纸上写“悔”字，一笔一划，不再抖了。墨汁落在纸上，晕开的痕迹渐渐规整，
像在慢慢拼凑一个破碎的自己。老教授看着他的字点头：“知道错，才能写对。
这‘悔’字里，藏着的不是过去的债，是将来的路。”林振邦望着窗外的天，蓝得很干净。
他知道，铁窗的日子还很长，但心里的春天，好像已经来了。
